TUhjnbcbe - 2021/6/26 15:38:00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涌现与流动机制——以农民协会为考察中心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207）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乡村干部匮乏是新区建*面临的普遍问题，并一度对新*权的正常运行产生消极影响。征粮、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运动中逐步组建的农代会和农协会，为新式乡村干部群体的大量涌现提供了重要契机。通过在大会上组织“诉苦”是发动农民改变“宿命论”和“变天”思想顾虑的重要手段，而在诉苦过程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往往成为农协会早期的骨干成员。因任务紧迫，一些农协会领导职务在早期往往被阶级成分和道德品质存在瑕疵的乡村社会成员所占据。随着减租退押和土改等运动的深入开展，针对这些成员的人事轮替也随之发动，新发现的贫雇农顺势填补他们的位置，使此时期乡村干部群体呈现了较明显的流动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运动式治理手段与阶级斗争学说的高度耦合，最终形成此时期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涌现与流动机制，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势转移奠定了重要基础。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干部；涌现与流动机制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南方新区*权更迭的重要阶段。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旧有保甲制度亟待废除，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乡村干部的庞大需求。因此，迅速选拔新的乡村干部是中国共产*在新区乡村的当务之急。此时期相继开展的征粮、剿匪、减租、退押乃至土地改革等社会性运动，为新*权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在上述运动中，农民协会发挥了关键作用。从组织层面而言，它实现了国家*令的上传下达；从人事层面来说，它又凸显了吐故纳新的功能。关于农民协会的定位，目前有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一是认为它是“破坏传统乡村秩序”的“准*权组织”，［1］主要强调农民协会在新旧*权更迭时期的过渡功能；二则认为它是使贫雇农和中农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2］意在彰显其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中的*治动员功能。但笔者认为，从乡村干部选拔的角度而言，农民协会又是一个“乡村干部培养组织”，扮演着干部“孵化器”的重要角色。关于农民协会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机构设置、工作职权以及社会整合功能等方面，（①参见*荣华：《新中国初期农民协会与乡村社会整合——以湖北省为例》，《复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1-16页；熊秋良：《建国初期乡村*治格局的变迁——以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为考察对象》，《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25-128页；唐明勇：《试论建国初期的农民协会》，《中共*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61页；张举：《建国初期农民协会兴起与隐退原因探析》，《南都学坛》，2002年第4期，第34-37页；VivienneShue,PeasantChinainTransition:TheDynamicsofDevelopmenttowardSocialism,1949-195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p.323,p.324。）而较少注意该组织在乡村干部培养方面的孵化功能。为此，笔者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乡村社会运动的关键机构——农民协会为集中考察对象，在使用第一手档案文献和内部刊物的基础上，探讨此时期新区乡村干部群体发展呈现的涌现与流动机制。一、农民协会的组织与发动随着解放战争的攻守势易，接管广大南方新区成为摆在中国共产*面前的当务之急。因为乡村干部缺乏，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南方农村地区曾一度处于*治真空状态。然而新*权建立伊始的首要任务，就是征收1949年的公粮以维持正常运转。庞大而紧迫的资源汲取任务使新*权不得不暂时依靠原有保甲组织，（②为此，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暂时的利用，只是为了维持当时的秩序，以便我们能够有时间去组织人民群众”。《中共中央关于暂时利用旧保甲长问题的通知》（1949年1月3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编：《四四个必读文件》，1949年，内部编印，第231页。）而征粮过程中因干部不足导致的诸多弊端也得以充分体现。［3］正是受到乡村干部不足的限制，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推迟新区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③1949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就新区土改问题发出明确指示，要求除河南等地以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中央关于新区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1949年8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九月）》，第18册，中共中央*校出版社，1992年，第415页。）在正式土改之前，南方新区首先经历了一个被称为“四大运动”的阶段，即“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既往研究往往强调此次运动的社会经济史意义，即清理土地产权、强化人民币信用等。（④参见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7-206页；张杨：《川西地区退押运动研究（1937-1951）》，《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64页。）但从组织史的角度来说，此次运动则蕴含着新*权大量选拔乡村干部的重要期待。为此，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明确指出：“减租退押反霸为农村改革不可超越的步骤，做好这一步就是在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等等方面，为土地改革做了最实际的准备。”［4］332这里所谓的“干部条件”，就是指在此次运动中选拔大量乡村干部，将其充实到基层*权，使新*权在广大乡村“扎根”。那么，究竟如何在减租运动中选拔乡村干部？根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乡村革命的历史经验，在乡村中组建农民协会，就成为选拔乡村干部的重要途径。在此新旧*权交替之际，农民协会同样被赋予临时乡村*权的重要功能。对此，中共中央规定：“在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在一个时期内，农民协会即农民代表大会及其所选出的委员会，应该成为乡村中一切组织的中心。乡村中的重要事务，均应由农民协会即农民代表大会及其所选出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也是彻底改革乡村*权的关键。”（①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指导执行机构的意见》（1950年1月2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9页；《中央关于土改领导问题的指示》（1950年1月），西南局*策研究室编：《西南工作资料》，第7期，1950年12月21日，第3页。）此语意在强调农民协会在乡村社会中的临时*权作用，而在乡村干部选拔与培养方面，农民协会的作用同样不遑多让。根据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②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集》，内部编印，1951年，第9页。）三个月后，*务院正式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对农民协会的任务、组织结构、产生形式进行了详细规定。例如规定农民协会除了团结贫雇、中农，组织生产与主持土地改革外，还必须“参加人民民主*权的建设工作”。乡（行*村）农协是农民协会的基层组织，上级组织分别为区、县、专区和省（行署区）农民协会，以各级农民代表大会为权力机关，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农民协会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和委员若干人。（③详见《农民协会组织通则》（1950年7月14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集》，内部编印，1951年，第107页。）以上就是中共中央对于农民协会制度的基本设计。但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各地农民协会的筹备与组建过程往往更为复杂。在西南区，与7月份*务院才公布《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不同，该区在1950年初征粮时即已开始筹建各地的农协会了。1950年2月初，在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各地应在征粮过程中“尽速地筹备成立农协筹委会，*委指定负责干部担任农会主席，*对农运的指导完全经由农会去做”，通过农会来开办训练班，“培养农民干部”，进而“扎正农村基层的根子”。（④详见《邓小平同志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策研究室编：《*内资料》，第34期，1950年3月16日，第14页，第15页。）该年7月，西南局召开第三次会议，正式决定在10月份全面展开“四大运动”，并将其称为“西南斗争的淮海战役”。（⑤详见《邓小平同志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195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编：《西南工作》，第11期，1950年8月8日，第5页。）根据这一决议，川北区*委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该运动的目标：“在明年四月份以前，全区要求发展农会会员四百万（占农民人口百分之四十），培养积极分子二十万人（占百分之二）。”（①详见《减租退押运动完成任务的标准》（1950年12月6日），川北行署办公厅编印：《川北*报》，第1卷第9期，1950年12月5日（原刊如此），第23页。）在减租退押运动中完善农民协会，是此次运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川北通江县，南下干部在接管*权之初，即于1950年2月5日召开农民代表座谈会，以“秘密和公开”两种形式组织农会。［5］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主要因为一些地方位置偏僻，旧*权武装势力仍然较大，“情况复杂，匪情严重”；而一些地方群众基础较好，便公开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农协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府侦察带路，通报匪情及站岗放哨等”，同时参加征粮工作。总体来说，该县农协会在初期主要分为三类：“*府组织一部分，*队组织一部分，农民代表组织一部分”。截至8月17日首次县农代会召开，全县11个乡成立了农协会，78个保成立了农协小组，“共有会员八百三十名”。但正如县委所承认的，此时农会“会员少，力量弱”，（②详见《通江县农协会总结报告》（1950年12月5日），四川省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21。）值得注意的是，该县新*权建立已届大半年，农会人数竟然如此之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在乡村社会组建农协会，吸收会员，在其中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最终将其提拔为乡村干部，是自中国共产*大革命时期起在乡村“闹革命”始终遵循的基本路径。［6］这对于经历过北方老区土改的南下干部来说更是得心应手。因此，他们对于南下发动农民闹革命充满信心。例如，南下入川前，晋绥干部们即认为四川乡村社会中的矛盾十分尖锐，“大多数农民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且“土地集中，群众容易发动”。（③薛有才：《临汾学习笔记本》（1949年7月-10月），无页码。薛有才（1932-），山西偏关县人，1932年生，1948年入团，1950年入*，1949年南下接管成都后，进入川西北高原，历任理县、红原县区委书记，土改工作队长，组织部、宣传部副部长，1976年调四川省广电厅702台副台长、台长，1992年离休。）而对于在原苏区发动农民更是信心满满，川北达县地委在报告中称：“我达县分区绝大部分地区是革命的老苏区，虽然有张国涛（焘）错误*策的影响，但群众经过了苏维埃运动的教育和斗争的锻炼，群众的觉悟容易发动。”（④详见《中共达县地委保证实现“为胜利完成减租而斗争”的指示》（1950年8月5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2。）然而，关于南方农村“土地集中”“阶级矛盾尖锐”和“农民容易发动”的述说，往往来自中央高层对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内部关系的总体判断，但落实到具体区域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特别是在南方原苏区的乡村社会，因为这些地区在苏区时期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土地集中程度反而不如其他地区。不仅如此，由于经历过“变天”（即苏区结束后国民**权的卷土重来），尽管国民*此时已成强弩之末，但对于信息闭塞的乡村社会来说，国共两*此番较量究竟鹿死谁手尚不可知，不少贫苦农民对于参与新*权心存疑惧。正如陈永发在考察中共在华中地区的乡村动员时就发现，“害怕地主反攻倒算，对共产**队的前途捉摸不定”是阻碍农民起来“干革命”的重要因素。［7］以川北通江县为例，该县在1932年底至1934年曾为原川陕苏区腹地，从1935年红四方面*撤离通江到1949年底解放*进入通江县城，在这15年里，苏区当年留给他们的深刻记忆不仅没有完全消失，共产*及其红*的故事反而仍在民间流传。解放*的到来也受到了底层民众的欢迎。（①负责进*川西北的第十八兵团报告称：“此次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尤以原老苏区如通（江）南（江）巴（中）等地）给部队鼓舞很大。”参见《解放*第十八兵团关于南进作战初步总结》（1950年1月22日），成都市档案馆编：《成都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但故事归故事，欢迎归欢迎。此次国共之争尽管国民*已经明显处于下风，但究竟鹿死谁手一般民众并无清晰的认知，特别是当年曾在苏区担任乡村苏维埃职务的农民，大都在红*撤离后遭到了旧*权以及地主武装势力的清算乃至杀害。尽管如今共产*又回来了，再次在乡村动员农民斗争地主，前车之鉴自然会令他们犹豫踌躇一番。据一名受访者回忆：起先入农会就是说不懂得那个道理，有的人说入得，有的人说入不得。那时嘛旧社会嘛，你说，像甲长、保长假如那些还没倒霉，在过去，像甲长好比我们这个小队的队长，保长就相当于今天一个大队的队长。像这类人穷人就比较怕，怕共产*走了要挨他们的整。那些已经是农协会干部的人，他们心里还是在考虑，万一共产*走了，国民*转来（方言，即“回来”）了啷个（方言，即“怎么”）办？（②笔者2012年10月6日对朱有鼎的访谈记录。朱有鼎（1929-），通江县双泉乡白马村人，土改时成分为贫农。）可见，不少农民对于此时加入农民协会存在犹豫、纠结与矛盾心理，即怕“变天”。随着减租退押运动的开展，川北达县地委亦发现，“广大群众对我*及*府，抱观望怀疑的态度，甚至还有部分群众怀疑蒋匪是否卷土重来”。（③详见《地委关于减租、屯粮、清匪、反霸、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50年9月3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2。）因*权初定，时局尚不十分明朗，特别是 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在仁川登陆和中国人民 入朝作战，更是使民间各类谣言漫天飞：“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还会回来”等。关于谣言，正如柯文所指出的：“在缺乏可靠消息和大多数人轻信盲从的环境中，某些人会为了物质利益或其他形式的好处而制造谣言。”［8］这些制造与传播谣言的人中，不乏原国民*留下的特务和乡村地主豪绅。这些谣言在当时信息闭塞的乡村社会，特别是原苏区广为散布，是不少农民对于参加农会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在川北地区，据达县地委报告：“目前农民最大顾虑是怕三四年后事发重演（即红*离开后被清算——引者）。”（④详见《达县地委正注意解决如何发动放手群众问题》（1950年12月——笔者判定），中共川北区*委*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26期，1950年12月30日，第15页。）因此，新*权建立八个月之久，通江县农协会成员仅八百余名。由于该县存在苏区的特殊经历，中共在乡村中的社会动员难度反而较新区其他地方更大。毕竟，只有经历过“变天”，才会对“变天”更加恐惧。其他地区的农民积极分子对于参加农协则主要存在以下“几怕”：“怕征兵、打台湾、去西藏，怕三次大战；怕耽误生产；怕回去后被打黑枪。”（①详见《开办农民干部训练班的几点经验》（1950年12月10日），西南局*策研究室编：《西南工作资料》，第10期，1950年12月10日，第23页。）事实上，据该年11月西南局的统计，自1950年初至11月，西南区被杀害的农协干部和积极分子，“估计不下五六千人”。（②详见《西南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形的报告》（1950年11月），中共中央*策研究室编：《*内资料》，第52期，1950年11月27日，第30页。）可见，在国民*潜伏势力尚未彻底清除之时，这个数字也反过来证明了农民积极分子的这种顾虑并非杞人忧天。对于新*权来说，如何打消农民的这一顾虑，使他们勇敢地参加到农民协会中来，就成为在乡村中“扎根”的首要问题。二、诉苦：新式乡村干部的大量涌现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流程，成立农协会首先必须召开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因此，农代会就成为减租退押运动的关键一环。当公粮征收告一段落后，1950年7月，西南局决定在10月全面展开“四大运动”。根据这一决议，川北区*委进一步明确了该运动的目标：“在明年四月份以前，全区要求发展农会会员四百万（占农民人口百分之四十），培养积极分子二十万人（占百分之二）。”（③详见《减租退押运动完成任务的标准》（1950年12月6日），川北行署办公厅编印：《川北*报》，第1卷第9期，1950年12月5日（原刊如此），第23页。）为此，1951年1月2日，川北区达县地委向区*委报告经验，称召开农代会是“解除群众顾虑，提高群众觉悟，交代*策策略，结合整理农协，组织群众，培养骨干的最好战斗组织形式”。（④详见《达县地委关于初期运动基本经验总结》（1951年1月2日），中共川北区*委*策研究室编印：《农村工作》，第11期，1951年1月25日，第8页。）在农代会举行过程中，必经的一个环节就是“诉苦”。与北方土改类似，派出“工作队”依然是上级*组织掌控减租退押运动的重要手段。这些工作队抵达乡村社会后，迅速通过扎根、串联，组织贫苦农民在农民代表大会上诉苦，并以此发现积极分子，进而将其培养为农协（乡村*权）干部。然而，在运动初期，工作队组织农民诉苦并不如意。在川北通江县，由于该县的各级农代会及其农协会大都是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建立的，发动农民“诉苦”的效果起初颇不理想。例如在诺江镇第八保，工作队挨户进行动员，“按甲开会”，结果“工作可谓艰苦”，始终难以打开局面。无奈之下，工作队便在会上要求“农民具出无苦的结来”。为此，有一甲的农民便“全体具结”。（⑤详见《通江县委给减租工作队的指示》（1950年12月22日），四川省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52-1-66。）在鸣盛乡，因为乡村干部不足，“只在少数积极分子中打圈子”，以致农民反应沉闷。有一次，该乡有一保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工作队员直接向会员们提问：“大家敢反霸吧？”会员都说“敢反”，又问“大家有苦吧”，大家都说“有苦”。但让他们诉苦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众人均说“要回去吃饭了”，结果这场诉苦会“不诉而散”。（⑥详见《通江二十天的全面减租工作报告》（1951年3月10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7-1-24；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52-1-20。）事实上，在诉苦发动初期，外来的工作队与农民之间并未形成思想对接，双方对于“苦”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别。双方思想为何大异其趣？有学者指出，因为“农民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利益立场与价值判定来迎合、理解、接受并进行诉苦的，他们既非一经宣传便认同了阶级认知社会的立场，也非权力话语模式支配的‘提线木偶’，他们或多或少会对自上而下的阶级诉苦模式进行改造和利用，使之符合自己的理解”。［9］可见，对于“苦”，农民有自己的体认。在遭遇挫败之后，工作队很快找到了当地农民自身的“苦根”。因通江县地处偏远，会门、土匪势力较大，“积年股匪，仍多盘踞，地方恶霸，尚甚嚣张”。［10］因此，在发动诉苦时，农民常常诉的是恶霸、土匪的苦，而并不以地主的盘剥压榨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苏区结束后还乡地主对于农民特别是原苏维埃干部的报复。例如通江县在减租退押运动中组织农民诉苦，“多是诉说地主恶霸旧人员在红*撤退后对他们的残害和霸占他们财产的事实”。（①详见《通江县租佃情况》（1950年10月23日），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52-1-66。）与通江县的情况类似，在川西区大邑县，农民诉苦的对象为：“一是土匪，二是野兽，三才是地主。”（②详见《川西区大邑山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及经验》，西南**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印：《土改简报》，第21期，1952年3月7日，第2页。）在摸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后，工作队扩大农民诉苦范围，在结合“算剥削账”，讲“谁养活谁”的同时，（③详见《开办农民干部训练班的几点经验》（1950年12月10日），西南局*策研究室编：《西南工作资料》，第10期，1950年12月10日，第23页。）大张旗鼓地“宣传全国已胜利，蒋匪永久回不来了”，（④详见《区*委给巴中工委关于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11月5日），中共川北区*委*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19期，1950年11月5日。）解除农民的“宿命论”和“变天”顾虑，为他们踊跃参加农民协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农代会及其农协会的基本组织步骤是：首先发现积极分子，然后由他们按照农会成员的标准去联系其他人，成立农协小组，推选组长，继续发展至一定人数后，重编小组，由小组去发展会员，最后召开农代会，成立农协会，并选举正副主席与委员。（⑤见达县地委翻印：《如何在一个村庄发动群众》，1950年8月20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2。）在农代会召开过程中，诉苦自然是一个必备的环节。例如在该县涪阳乡的一次斗争大会上，在斗争地主屈大盛时，屈态度倨傲，称：“他的大儿子读革大，二儿子当完小校长，他是开明人士。”这时，积极分子屈尚镜大胆对他诉苦：“他曾在苏维埃时代做工会组织部长，红*走后，屈大盛将他与他父亲吊打，并用香烧父子俩的背，背都烧出油来，并且要他们吃饭时跪在面前，以后将全部财产霸去，逐出通江，过了十几年的雇工流浪生活。”他说至这里，声泪俱下，全场为之感动，高呼：“屈大盛跪下！”吓得他和其他几个地主赶紧跪下，但他辩称自己是因为“年幼无知”。这一下更加激起与会者的愤怒：“……三十几岁哪！还说年幼无知？”然后全场高呼：“恶霸不坦白，我们不宽大”的口号。很快，屈尚镜因为在诉苦斗争中表现突出被吸收为农协会员并被提拔为小组长。（⑥详见《通江县月余来的减租工作报告——摘录向工委第四次报告》（1951年1月22日），第四工作团研究组编印：《通南巴工作通讯》，第16期，1951年5月2日，无页码。）在“诉苦”的引导下，很多贫雇农脱颖而出成为积极分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女性乡村干部的涌现，成为那个时代乡村干部结构的重大变化，女性干部开始在诉苦过程中崭露头角。减租退押运动伊始，西南局就指示，要求利用减租退押运动组建农协会时发现和提拔妇女干部，（①详见《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农村妇女工作的指示》（195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册，内部编印，1954年，第221-222页。）在诉苦过程中，女性因为情感和语言优势，往往成为“苦主”的重要选择对象，因为妇女容易动感情且家庭地位低下，“苦感”较深，对于营造群体气氛十分有利。［11］裴宜理也指出，在诉苦会中之所以会优先选择女性，是因为“女性的性别使她们习惯于一种富于感情的表达方式，她们带着极端的情绪来痛斥过去的不公平”。［12］故而在农民代表大会上女性往往被优先作为控诉人，增强情感动员效果。而情绪具有强烈的感染性。例如在通江四区举行的一次斗争大会上，“到会妇女经常占到群众的半数以上，她们说理说法不讲情面地斗倒了恶霸”。（②详见《通南巴妇女运动情况介绍》（1951年1月20日），第四工作团研究组编印：《通南巴工作通讯》，第15期，1951年1月28日，无页码。）在诉苦过程中，她们往往联系到家庭和社会生活经历，对自身的苦难予以充分哭诉，使她们在诉苦时将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都倾倒给了被斗争对象，最后实现逻辑归罪：“恶霸地主是怎样把她们弄得吃不饱穿不暖”，（③详见《据九个重点减租乡的一般妇女情况报告》（1951年2月），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1。）迅速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鉴于女性在诉苦中的优势地位，通江县委要求各地在发动农民之时，干部必须克服轻视妇女的思想，“在诉苦大会上，要吸收广大的妇女参加，尤其是成年妇女，在诉苦中一把鼻子（方言，即鼻涕）一把泪，更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同情及对地主阶级的仇恨”。（④详见《通江县第一期重点减租工作总结》（1951年2月），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11；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52-1-16。）该县永安乡七保的何秀珍，因1933年时参加过苏维埃工作，红*离开后被地主李广复报复，“把她丈夫打得要死”。在此次减租退押运动中，出于前车之鉴，她顾虑“变天”的思想较为严重，“不愿出来参加任何工作”，经工作队员的“引苦诉苦动员教育，解除她一切顾虑”，并宣讲世界形势，最终她思想被打通，并主动在农代会上引导群众斗争李广复，还发动了三十多名妇女诉苦，“会场全由她掌握，斗得恶霸个个向人民低头”。在洪口乡，工作队动员了妇女积极分子莫白俊、王从珍、刘文英等人，在减租运动中，她们三人领导该乡妇女群众起来向地主作斗争，据县委报告称：全乡十一个保的恶霸地主都被她们斗得个个低头，每次斗争大会上，到会妇女总占半数以上，她们在会场中发动妇女，跑来跑去发动妇女诉苦，喊口号，她们背着马刀火枪有秩序地与男子一样，将自己武装起来，自动组织起来的这支女队伍，惊动了我们的工作同志。在她们的带动下，全乡不到一个月即发展了1229个农协女会员，选出了121名小组长，其中15人还当选了农协委员。（①详见《据九个重点减租乡的一般妇女情况报告》（1951年2月），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1。）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妇女群体在苏区时期参与*治的那种热情再次被激发，她们迅速在乡村*治舞台上崭露头角。邓小平也发现：“在减租、退押运动诉苦说理时，妇女往往站在最前面。四川妇女农民会员占三分之一以上。四川妇女勇敢、会说话，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妇女乡长和区长。”［4］342除西南区外，其他地区也十分重视妇女干部的选拔。在华东区，截至1951年6月，涌现出1546万名妇女会员，“而且有许多妇女被选拔为农民协会和乡村*权的干部”。［13］妇女干部的涌现，有力地推动了农协组织的发展。据统计，通江县农协会成员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从4.2万人增长到了7.8万人，农会骨干（小组长以上）数量则达到了3643人。（②详见《通江县公粮总结》（1950年12月5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11；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1；《（通南巴）工委向区*委地委的第八次工作报告》（1951年3月20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7。）但就整个新区来说，因解放时间不一，故各大区的农会发展情况各有不同。据1950年9月统计，中南区、华东区（不包括山东）和西南区各发展了农会成员2500余万人、1053万人和284万人。一大批农协干部涌现出来，不少人被选为新成立的*府干部，“有的优秀分子且被提拔为人民*府的区长”。［14］1在乡村*权尚未完全建立之时，农协会实际扮演了临时*权的角色，成为“团结群众，培养农民，发现积极分子的最好学校”。（③详见《为胜利完成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任务而斗争——李文清同志在区*委工作团及巴中县工作队誓师大会的讲话》（1950年9月），第四工作团研究组编印：《通南巴工作通讯（誓师大会特辑）》，第1号，1950年9月15日，无页码。）而通过农协会组织的“诉苦”，才为工作队员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成为农会干部提供了契机，使乡村干部得以大量涌现。就新*权而言，这些干部的涌现对于其在农村中的扎根意义重大。但与此同时，组建农协会之初，为了便于资源汲取，出于权宜之计，工作队吸收了一些阶级成分和道德品质上存在瑕疵的人担任农协干部，例如地主、富农、旧保甲长、土豪劣绅等，从阶级斗争学说的角度，他们最终将被淘汰出局，并让位给新培养的乡村干部。三、无序中的有序：乡村干部流动的特征根据《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农协会成员的条件为“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工业者和农村中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④详见《农民协会组织通则》（1950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46页。）农协的主要领导如正副主席，必须由贫雇农担任，且在农协委员会中占据三分之二的比例，中农不得超过三分之一。（⑤详见刘少奇：《关于土地革命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04页；《张继春委员关于西南区减租问题的报告》（1950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册，内部编印，1954年，第36页。）但这只是章程所规定，在具体操作层面，往往很难一开始就严格执行。1950年，川北达县地委在一次指示中，将乡村干部提拔范围明确规定为“工农积极分子和红*老干部与过去参加过革命今天仍积极的人以及贫苦的知识分子”。（①《地委关于半年来干部工作的总结》（1950年7月——笔者判定），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1-1-10。）可见，该指示并未严格对农协会的领导成分做出具体规定，而是要求以其在原苏区时期的工作经历和现实表现为基本参照。这主要由农协会组建之初的客观情况所决定。但这种权宜之计，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据1950年9月的统计，湖南省乡村农协中被“地主阶级和流氓分子”所把持的农会占全省的20%；江西省乡村农协中干部成分不纯的占30%。［14］1在湖南湘阴县，不少地主、恶霸、兵痞、旧乡保长组织假农会行非法摊派；长沙嵩山区自然乡一些由地主把持的农会对减租*策持抵制态度。湖北个别地区农会为“坏分子”把持，贪污腐化，擅派粮款，甚至出现打死农民积极分子的恶性事件。江西则出现地主把持的农会，“压制农民不敢说话”，包庇地主阶级等，［15］2集中体现为“部分农协组织不甚健全，领导成分不完全纯洁”。（②《江西省人民*府成立以来的施*工作报告——江西省人民*府主席邵式平一九五O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江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府工作报告汇编（1950）》，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48页。）在川北通江县，时至1950年9月，该县“区乡农会大部未成立，保只有小组”，农协干部“多为地富乡保长，甚至特务所掌握”，而农会成员主要由“地富乡保长通过农民组成”。（③详见《通南巴工作报告》（1950年10月15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7。）可见，早期农协会构成较为驳杂，质量参差不齐。此时农协成员和干部结构现状，也与一些农民对于农协会的作用认识模糊，进而参加积极性较低有关。例如他们认为“农协会是搞公粮，觉得自己活路（方言：农活）忙，搞农会耽误时间”，还担心参加农协工作“得罪人”。（④详见《通江县农协会总结》（1950年11月9日），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52-1-65。）在川北南江县，因为农协经常开会，“平均每个会员，四天要开一次会”，而该县地广人稀，农民居住分散，“一开会就是一天”，为此他们认为“入农会没好处”，“误了活路”。（⑤详见《通南巴工委向区*委第五次工作报告》（1950年12月28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7。）因此，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组建农协之初，表现积极的大都是那些空闲时间较多或家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在农村中符合这个条件的，要么是农村中的边缘人物，如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要么就是地主富农或者旧乡保人员。另外，建*初期工作队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对农协重要性认识不足，也是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为了尽快建立农协会，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数字规模，出现了“拉夫”现象，即通过全体保民大会登记的方式等发动农民参加农会，（⑥详见《通南巴工委扩大会议综合报告》（1950年10月13日），中共川北区*委*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15期，1950年10月22日。)造成在农协会成立的方式上采取“鸣锣登记、造名册，在群众大会上选举，甚至经过乡保长”等。（⑦详见《区*委八九两月向西南局的综合报告》（1950年9月25日），中共川北区*委*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9期，1950年10月5日，第4页。）一些工作队员认为农会是“偏重于调解和事的机构”，进而单纯出于完成任务的思想。（①详见《通江县农协会总结》（1950年11月9日），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52-1-65。）有的则忽视发动农民，对农会工作包办代替，而对农会干部“任意清洗”，导致后者“工作情绪上的不安”。［15］2有的则制定了繁琐的入会手续，例如川东铜梁县，发展一个农会成员要填三张表格。［14］1这些都最终导致建*初期“农会成为形式主义不起作用，甚至被地富把持操纵”，（②详见《区*委八九两月向西南局的综合报告》（1950年9月25日），中共川北区*委*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9期，1950年10月5日，第4页。）甚至还出现农协干部的贪污腐化，出现伙同他人私分胜利果实的极端案例。（③详见《绍兴禹陵乡普遍发现村干部贪污》，新华通讯社主编：《内部参考》，1950年7月1日，第171号，第4-5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因此，农协会从组建之日起，其组建方式和领导群体结构决定了终将被改组的命运。随着减租退押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民协会干部群体出现的这类问题，很快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在西南区，西南局明确指出，“农协会是减租退押运动的合法执行机关，如果被破坏分子掌握，就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并要求“清洗出一大批地主、富农、土匪、特务及旧乡保甲长”，同时选拔贫雇农积极分子担任农协领导。特别是农协正副主席，必须由贫雇农担任。（④详见王维刚：《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中如何发动群众》（时间不详），西南局编：《西南工作》，第34期，1950年12月23日。）根据西南局的要求，1950年10月24日，川北区*委发出指示，要求减租运动中“农民协会的领导必须掌握在好的贫雇农积极分子手里”。（⑤详见《川北区*委关于坚决而正确地发动农民群众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决定》（1950年10月24日），中共川北区*委办公厅编印：《〈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一），内部印行，1952年，第57页。）由于农代会无法经常开会，农协会中的领导成员，如正副主席、委员以及农协小组长，自然就成为农村新的当权者。接下来，笔者以川北通江县为例，探讨该县的农协干部流动情况。根据川北区*委的要求，1950年10月13日，通南巴工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通江等县立即对农会进行整顿，纯洁领导骨干成分，取消由地主、富农、流氓等组织或暗中把持的“伪农会”；同时对担任农协正副主席的非贫雇农成员，以改选的形式撤换。（⑥《通南巴工委向区*委地委的第十次工作报告》（1951年4月25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7。）一场针对农协干部的轮替由此拉开帷幕。截至1951年1月，通江县农协干部与成员的具体统计如表1：表1通江县农协成员变动统计表（1951年1月）（⑦《通南巴工委向区*委地委的第六次工作报告》（1951年1月15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7。）从表1可知，通江县各级农协会被清洗人数达到639人之多，其中会员543人，领导骨干为96人。在被清洗成员的类别中，无论是成员还是干部，被认定为“狗腿”“流氓”的人占大多数。自大革命运动以来，此类农村边缘人物往往在农民运动发起之初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村中同样如此。对于已经建立起全国性*权的中国共产*而言，不可能始终将这些人作为主要依靠力量，一旦运动告一段落，他们也就即将退出乡村*治舞台。通江县减租退押运动时期的农协会干部流动的情况统计，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在被清洗的人中，也有一定比例的地主富农。在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同时，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顺势填补了他们的位置。表2是1951年4月通江县农协成员的统计数据。表2通江县农会整理后情况表（1951年4月）（①详见《（通江县）整理后农会情况表》（1951年4月23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57。）从表2可以看出，在农会干部结构中，贫、雇农成分已占据压倒性优势，成长为新的乡村权力掌握者，而原来的地主、富农以及地痞、流氓等已完全退出农会干部之列。值得注意的是，中农在农协会领导骨干为860人，占总数的近28%，符合中共中央所要求的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标准。这些领导骨干成员通过减租退押运动，实现了翻身，从乡村*治的边缘走向中央，成为新的乡村权力掌握者。此外，在淘汰一批人的同时，农协会往往能吸纳更多的人进来。例如通江县诺江镇第七保在“清洗坏分子七人以后”，10天内会员就从150人增加到720人。（②详见《通江县第一期重点减租工作总结》（1951年2月），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11；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52-1-16。）据统计，在减租退押运动结束时，通江县农协会成员从1950年12月的4.2万人增加至1951年3月的7.8万人，农会干部（小组长以上）数量则达到了3643人。（③详见《通江县公粮总结》（1950年12月5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11；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1；《（通南巴）工委向区*委地委的第八次工作报告》（1951年3月20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7。）据川北区35个县的统计，土改前清洗农协、乡村主席、委员和组长一共5.5万余人（其中干部中地主、富农为0.29万余人），而同时发展新的乡村干部达10.7万人。（④详见《原川北区卅五个县土地改革运动中*权及农协干部领导成分整顿情况表》，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下册，内部编印，1954年，附表。）在一些农协干部和成员被淘汰出局的同时，更多的新成员加入其中，进一步壮大了农协的力量。表2显示，除了贫雇农在农协干部中占据主导优势地位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预备干部队伍——“积极分子”已然形成，其数量达到6275人，是现有农协干部总数的一倍。据川北区35个县的统计，该县土地改革过程中清洗积极分子共计2.7万余人，同时新发展的积极分子则多达27.8万余人。（①详见《原川北区卅五个县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协会组织成分整顿情况表》，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下册，内部编印，1954年，附表。）后者是未来乡村干部的重要储备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提拔的人往往会因为贪污腐败、*治瑕疵等问题而被清洗出局，这些积极分子则成为填补其职务空缺的第一人选。在后者成长为乡村干部后，新的积极分子又不断涌现，成为取代他们位置的候补成员。例如，据川北统计，土改过程中清洗的5.5万名农协和其他乡村干部中，身为贫雇农成分者即达3万人以上，在这3万名贫雇农干部被出局的同时，又有5.2万名贫雇农干部再涌现出来。（②这3万名贫雇农干部大都是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被提拔起来的，他们大都因土改期间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而被淘汰出局。《原川北区卅五个县土地改革运动中*权及农协干部领导成分整顿情况表》，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下册，内部编印，1954年，附表。）回顾这一时期乡村干部的“涌现—流动—涌现”过程可以发现，它看似无序，实则有序：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区乡村的运动式治理手段，例如征粮、减租退押、土改运动等，成为乡村干部流动的重要契机，而阶级斗争学说则全面嵌入这一过程之中，成为区分“敌、我、友”的重要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形势和对象的变化，灵活调整以实现其逻辑自洽，运动式治理和阶级斗争话语也得以高度耦合，（③所谓耦合，主要是指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里，运动式治理往往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依据，运动式治理的结果也反过来印证了阶级斗争学说的合理性。在本案例中，阶级斗争学说和运动式治理手段之间形成的耦合机制存在逻辑自洽。）进而成为推动这种涌现与流动持续运转的重要动力源。四、结语美国学者斯考切波（ThedaSkocpol）在比较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国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在处理国家与乡村之间关系的差异后认为，中共借助工作队深入乡村组织农民协会，培养大量乡村干部，使之构成“共产**权获取基层支持、加强领导的制度网络”，而俄国则因1917年后忽视农村的基层建*与干部培养工作，“导致布尔什维克在农村没有立足之地，而且也一直找不到出路”。［16］英国学者许慧文（VivienneShue）也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乡村社会实现了成功转型，她为此归纳了七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干部录用”，即从乡村中大量录用干部参加工作，而不是单纯由上而下委派，这是中国共产*管理策略成功的重要原因。［17］据统计，在1949年至1952年间，新中国的国家干部从72万人增加到331万人。［18］若将广大乡村中不脱产或半脱产的乡村干部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将更为庞大。以川北区为例，据1952年3月统计，该地区级以上干部为4万余人，小组长以上的乡村干部则达到46万人。（④详见《川北区*委扩大会议讨论“三反”情况的报告》（1952年3月），西南局编：《西南工作》第96期，1952年4月7日。）那么，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正如艾森斯塔得（S.N.Eisenstadt）所言，中国农民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对参与*治较为冷漠是其主要特征。［19］那么，如何迅速激发农民参与*治的积极性，就成为摆在新*权面前的首要问题。由于此时期乡村*权尚未彻底重建，各地的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举的农民协会扮演临时*府角色。既有研究大都强调农民协会的临时*权和社会动员功能，但对于其在乡村干部培养层面的功能关注不多。事实上，在乡村*权尚未建立之际，农民协会就发挥了考察与选拔乡村干部的重要功能。与北方土改类似，上级派出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算账等形式，发动贫苦农民起来“诉苦”，就成为此时期新区培养乡村干部的重要途径。在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大量涌现的同时，新*权通过不断发起社会性运动对旧有农协干部予以清洗。这种涌现与流动并存的现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重要特征。阶级斗争话语和运动式治理手段的高度耦合，就是这一特征背后的重要动力源。首先是阶级斗争话语。在乡村干部的涌现与流动环节，新*权对于贫雇农成分的强调，使阶级话语强势进入乡村社会。据官方报告，通过清理阶级异己分子，选拔贫雇农积极分子，不仅使干部成分得以“纯洁”，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村气象迥然不同于过去”。（①详见《通南巴工委向区*委地委的第六次工作报告》（1951年1月15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1-7。）这里的“农村气象”，不仅指代新秩序的确立，还蕴含着阶级话语、阶级观念和阶级意识的深入人心。在此，“阶级意识从观念形态上超越了血缘关系，它不再依据人们在血缘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而是依据人们在社会经济*治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20］这种以阶级决定*治地位乃至个人发展的思维方式，彻底瓦解了传统乡村内部以地缘、血缘等要素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序格局最终被阶级格局取代。例如在广西，农民“本姓不斗本姓，同宗就是一家人”，“宁可骨肉碎，本坡事不让外人知”等宗族思想被“亲不亲、阶级分”等阶级观念取代。（②详见乔晓光：《广西全省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报告——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在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研究会议上的报告》，中南**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主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第945页。）与此同时，结合运动式治理手段，大量地主富农、地痞流氓等阶级异己分子被发现并清除，又从实践层面证实了阶级斗争学说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其次是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治理是中国共产*从革命到执*的转型期所熟稔的手段，它主要通过从上而下开展群众性运动来实现其治理目标，（③关于土地改革与运动式治理的关系，参见李里峰：《运动式治理：一项关于土改的*治学分析》，《福建论坛》，2010年第4期。）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干部群体的流动与淘汰，进而保证*和国家的*令能迅速贯彻到每一个个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乡村干部选拔目标的主要是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各级农代会及其农协会的组织，迅速成为新*权考察与选拔乡村干部的培养器皿。在建*之初，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并实现资源汲取，各地采取了留用旧*权时期的保甲长甚至依靠地主富农担任农协干部的功利性做法。但随着减租、退押等社会性运动的深入开展，借助阶级斗争学说，这些人因阶级成分瑕疵而被淘汰，取代他们的则是在运动中被发现的贫雇农积极分子，进而实现了运动式治理的目标。正是这种阶级斗争话语与运动式治理手段的高度耦合，使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乡村干部涌现与流动机制：这就是遵循阶级斗争思维，通过划阶级这种*治隔离术，不断对农民群体内部的“敌、我、友”进行动态调整，通过运动式治理对现有干部进行甄别与更替，同时将后两部分中的人发展为积极分子乃至干部作为被淘汰者的补位，这种非常态流动使在任的乡村干部始终处于职务危机之中，进而保证*与国家对他们的绝对掌控。参考文献：［1］于建嵘.20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5）:11-16.［2］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治史的考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200.［3］王海光.贵州接管初期征收一九四九年公粮问题初探［J］.中共*史研究，2009（3）:54-6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G］.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5］通江县志编纂委员会.通江县志［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0.［6］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M］//王奇生.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61-97.［7］Yung-faChen.MakingRevolution:TheCommunistMovementinEasternandCentralChina,1937-1945［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220.［8］［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27.［9］吴毅，陈欣.“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M］//徐秀丽,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建设：革命、改良及其他.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63-380.［10］王希贤.通江农业概况［J］.四川经济季刊，1945（4）:242-246.［11］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2007（5）:97-109.［12］［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J］.中国学术，2001（4）:97-121.［13］孤鸿.华东农村土地改革运动[N].人民日报,1951-06-17（2）.［14］无作者.中南、华东、西南、西北农民协会正在蓬勃发展［N］.人民日报，1950-09-12（1）.［15］无作者.湘鄂赣普遍整顿农会，清洗阶级异己分子，继续吸收会员，为土地改革创造条件［N］.人民日报，1950-08-15（2）.［16］［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27-328.［17］VivienneShue.PeasantChinainTransition:TheDynamicsofDevelopmenttowardSocialism,1949-1956［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323,324.［18］［美］詹姆斯·R汤森,［美］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治［M］.顾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44.［19］［美］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治体系［M］.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21.［20］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2.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