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我入读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时，高为杰这个名字就在一个同样的地方闪烁着……那个时候，只有作曲系的学长蓝光明（“文革”后川音作曲系首届研究生），敢直呼高先生，我只能叫高老师。偶尔，在川音足球场边的林荫道上遇见，他高大、瘦削的身躯，就像一棵树，快速地迎面而过。回望时，他那带有乐感的披发特别有型，些许空中飞逸的发丝，透发出他脑袋里无穷的智慧与能量，留下了敬畏。同学们称这一发型叫“西贝”（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名字的简称），当然，这是同学们私底下对他的尊称。
我上大一时，公共课多，加上时间上也有冲突，没能全程去旁听（蹭）高先生给作曲系82级讲授的“曲式与作品分析”课。但，尽量不放过他们课后的作品研习与讨论，有时作曲系三楼的琴房里，蹭课的同学多了，就从琴房延伸到过道中，高老师也坐在近门口的位置，照应到里外的同学。我站旁边看着同学手中的乐谱，仔细聆听高老师津津乐道地分析与讲解，让我想起在文工团时“偷艺”的感觉。实际上，当时只是一知半解，略知一二，但，学到了高先生分析的思路与方法。因此，我对贾达群、田刚、龙德云、杨光和陈鲜义同学们的福利，是又羡慕又嫉妒。直到年，我们83级调换主科作曲课老师后，心中的那份遗憾才得以释怀。最后的结果是：庄建华、李凡（大二时由钢琴转作曲）分到*虎威老师门下；昌英中、彭涛、陈电雄和我分在高为杰老师门下，我们四人成为高老师在四川音乐学院所教的最后一个作曲班的学生。
川音作曲系83级合影，后排左起：陈电雄、彭涛、昌英中，前排左起：庄建华、沈纳蔺
在过去32年的师生缘中，与恩师之间的种种可讲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里，仅回顾一件影响我终生的事情与读者分享。毕业留校，我先在音乐研究所做“音乐美学”的研究，后任教于音教系，不是作曲系，心里不甚了然。虽然，自己的作品在国内以及美国的作曲比赛中获奖，也在《音乐创作》发表，但还是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逮住年广东省广播电台成立音乐台的机会，正式调去了广州，开始了一个与音乐有关，但与作曲无关的职业：交响音乐节目的编辑和主持。在两年的电台生涯中，自己设计、撰写、编辑与主持了许多节目，如《交响热线》（听众热线节目）和《音乐家谈自己》（现场采访音乐家节目，采访过如李德伦、钱仁康、吴祖强、俞丽拿等中外音乐家）。另外，音乐台与广州交响乐团合作举办了“广州新年音乐会”“首届全国指挥比赛”等，也都是全国首创。两年下来，我在广东音乐台做得也算风生水起。年初，高老师来电话说，受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杰克·波蒂的邀请，他与上海音乐学院的何训田（原川音的老师）一起，去参加第二届“惠灵顿南太平洋亚洲艺术节”，将取道广州去香港直飞新西兰。这样，在转机的行程安排中，来回都有时间在广州住两天，这让我非常高兴。当时，广东电台为全国招聘来的新人，用办公室改建了单身宿舍。我与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窦文涛、李阳、李威、远山和杨新威等同住一楼。我有11平米长条型的房间，在贴窗纸的下方横置放一个榻榻米，进门放着冰箱、洗衣机、钢琴，屋当中设一小吧台和围棋方桌，一边立放一块从红原草原搬来的玛尼石，上刻“扎西德勒”，没有沙发，席地为座。自己认为陋室有点艺术感觉，斗胆请高老师在这里下榻。没想到，他欣然应允，我欣喜不已，得意迎合到了老师的味口。
照片可见当时高老师正是资深中年、才高气宇、风流倜傥，且谈吐文雅，又满腹经纶。有这样的老师来访并在此一坐，在这帮小资青年面前显摆，不要说，当时我心中的骄傲也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样也方便我照顾他在广州的饮食起居，如早餐：鱼片粥、蒸肠粉；晚餐：四川火锅、菠萝鸡煲轮流上，啤酒、大曲酒不在话下。同事、朋友经过闻到满楼道的香味，鞋一脱坐下来敬高老师一杯酒，只要话题转向音乐、作曲，嘿，那就是海阔天空了。更让人难忘的是，邀请高老师在《音乐家谈自己》节目中接受现场采访，整个节目过程就像是在演奏一支长、短句的逆行卡农一样。开始主持人的话长，被采访的高老师话短，可待进行到过了轴心后，高老师的声部就开始可动对位了，自然而然中声部开始交换，也随着他教师职业的惯性，低音声部就变为高音的旋律声部了。在接听热线与听众的交流中，也是回应自如，品乐、论乐，节目现场气氛可谓有声有色，妙趣横生。
当晚的节目结束时，还与听众约定待高老师从新西兰返回广州时，再上《音乐家谈自己》与大家见面。
高为杰与学生沈纳蔺在广东电台音乐台直播室合影（）
一周之后，高老师如期返回广州，又被请上《音乐家谈自己》节目。可以想象，对已经熟悉的听众，就像面对上过课的学生，高老师带着参加艺术节的兴奋，以饱满的情绪介绍了“惠灵顿南太平洋亚洲艺术节”的盛况，也播放了他的作品。特别是讲到艺术节中，多元文化展演环节更是高潮。那是由来自岛国和亚洲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音乐风格和表演形式的Ensembles组成，在露天的公园中，在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观众自己选择感兴趣的演出。高老师就像直播现场，让听众感受到的是艺术节的祥和与欢乐，音乐的自由表达与跨文化的百花齐放。当晚的节目之精彩，深深地感染和吸引着我与我的听众。
第二天，也就是高老师将要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我兴致勃勃地陪同他去广州水秀山清的著名的越秀山散步。我们边走边聊，我很兴奋，高老师则不然，在想事情。返回之后，他与我进行了一次谈话。高老师说：“你就是憨厚，也不想想，我刚从新西兰回来，带我去越秀山公园。”我想，老师在暗示我的短视、做事考虑不周。后来，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广播电台工作，做推广、普及严肃音乐，也是极有意义，也很重要的，国外也有不少有名的作曲家也在电台做事。很明显，高老师当时的话是在安慰我。但是，他接着说，如果你想要作曲、继续学习的话，可以考虑去新西兰。那是一个很美的国家，地处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很不错，杰克·波蒂是一个非常好的作曲家与老师，可以去继续跟他学习深造。我深深感动高老师的谈话，思考我的前程。我当即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高老师当晚就给我写了一份英文的推荐信。
其实，我在电台的目的，或者说理想，是推广和传播当代音乐。但是，有一件事，让我的锐志遭受挫折。那是一次做专题介绍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节目后，收到听众来信道：“请不要在社会主义的电台里播出这样的噪音。”是的，“世界那么大，我也想去走走”。尤其在那样的年月里，真想出去见识一下人家西方人是怎样“玩”现代音乐的。高老师给我的推荐信，我握在手里好几年，到了年初，我辞去了奥克兰AM电台的工作，带着妻儿移居首都惠灵顿，做好重回大学校园的准备，才将那份珍藏的推荐信交到了杰克·波蒂手里。他看着我，脸上呈现出杰克式的慈祥微笑：“Well，youcanstartstudyingtomorrow!”（欢迎，明天就可以开始你的学习！）我说，好的，我准备好了。就这样，我再次进入音乐学院深造，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研究生文凭，并获得维多利亚大学的博士奖学金、新西兰国家“光明未来”奖学金，成为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作曲博士（PhD），也是杰克·波蒂教授培养的唯一的作曲博士。后来，更有缘的是，我的两位恩师重聚惠灵顿，在第三届“惠灵顿南太平洋亚洲艺术节”开幕式之前，两位恩师、高平和我，在新西兰国会大厦前，留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成为永久的纪念。
左起:沈纳蔺、高为杰、杰克·波蒂、高平（）
我是幸运的，知遇高为杰恩师，又经他引荐杰克·波蒂这样的恩师，是对我人生的恩惠。恩师们的做人之道、为师之道，让我终身受用。而今，支撑我为人师表的，即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楷模。
这，便是我的师缘。
——本文选自《智者、严师、乐人、挚友——高为杰80寿辰庆贺纪念雅集》沈纳蔺/文
《智者、严师、乐人、挚友——高为杰80寿辰庆贺纪念雅集》是高为杰先生的亲朋好友、学生后辈们为祝贺他八十高寿而编撰的一本文集，以此庆祝高先生在音乐艺术及教育方面的杰出成就。文集采取撰文、作曲（小品）、题字、绘画、照片等多种方式表达大家对高先生的深厚感情和衷心祝愿，或许是讲述高先生轶事，或许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评论，或许是诚恳坦率地从各个视角去谈论他等，既呈现作曲家、学者、导师、一位学术的高为杰，也呈现作为友人、同仁、家人、一个生活的高为杰。这部庆生纪念文集同时也是一份珍贵的文献，纪录了中国当代音乐发展历程中的人和事，可供同行借鉴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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